日前，笔者在上海市档案馆偶然发现了恽代英烈士致奚季耕的二通信函。这两通信函，其中一通是明信片，写于1921年，全文如下：

季耕先生：我从谢循初知道你。我曾托他，而且还预备托他在美国代我买书，他介绍我将款交与你，兑成金洋汇与他。所以我请问：要寄美金十元与他，照现价应得汇银洋若干给你？望即复知。复片寄武昌利群书社。

恽代英九、十二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县，生于武昌，中共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1年4月29日被杀害于南京，时年36岁。

那么，此函的收件人奚季耕究系何人？谢循初是谁？奚季耕与谢循初又是什么关系？这两通信函最初又是如何发现的呢？

《雨花台革命烈士书信选》、《来鸿去燕录》两书均收入了此函，但注释中只提到谢循初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恽代英全集》（第四卷）则只标明了“奚季耕当时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其他相关信息均付阙如。如此，便激发了笔者弄清此事的兴趣。

经多方努力和朋友相助，笔者终于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中，找到了奚季耕的相关史料。

奚季耕（1889-1935），安徽当涂人， 1918年从美国哥伦毕业大学商科毕业后，曾在纽约欧文信托公司工作两年，1920年4月17日加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先后在总行存款部、调查部、国外汇兑处担任特别员，以及总经理处秘书、烟台分行经理、旅行部襄理、奉天分行经理、提篮桥分行经理、总行往来部及信托部经理等职，1935年5月11日病故。

奚季耕入行时的职务为特别员，月薪即达105元，应当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此类“海龟”人才的特殊安排。按照当时各家银行的薪酬待遇规定，一个大学毕业生入职时的薪酬在30元左右，要达到此等薪酬水准，一般需要10年左右时间。去世前，他的月薪已达到380元，并有本行股票253股。

在1934年填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人事调查表中，还可以看到，奚季耕时年45岁，妻子周毓新，有三个儿子，分别为18岁、13岁、11岁，三个女儿，分别为8岁、4岁、3岁，其中四人入校，中西女塾一人，惠群女学二人，元夏小学一人。此外，“每年年底穷亲戚二三家约送三四十元，另共（供）给二个穷学生读书”。

在回答调查表中有关问题时，奚季耕亲笔填写的回答颇具个性。如：

问：能操几国语言？

答：英、德、法。

问：在行服务，有何志愿？

答：想人所未想之事，做人所不能做之事；每月做一样新事则如愿以偿。

问：对于本行何部或何项办事手续，最为熟悉？

答：只能看，不能做。

问：如有特殊技能经验，或专门学识，请详述于下

答：各事略知一二，一样不精。

1921年1月至1922年1月，整整一年时间，奚季耕担任总行国外汇兑处的特别员。恽代英写信给奚季耕求助，应当是找对人了。

那么，恽代英信中提到的谢循初，又是何人呢？谢循初（1895-1984），安徽当涂人，1915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于1919年留学美国易理诺大学，翌年转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心理学，1921年毕业并获硕士。1924年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兼私立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等，长期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是国内著名的心理学家，著有《心理学史》《心理学纲要》《心理学》等，译著有《现代心理学派别》等。1984年6月26日因病去世，终年90岁。

谢循初先生与恽代英先生的交集，应当是与少年中国学会有关。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社团中，是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学会。李大钊、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当时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高校学生，如毛泽东、邓中夏、李达、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等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蔡元培先生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恽代英和谢循初都是这个组织的首批会员。他们的相识，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了。信函中提到的利群书社，即是恽代英于1920年在武汉地区所创建，目的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恽代英从小喜欢读书，曾被人称为“书痴”。他能阅读和翻译英、日、德文书籍。他创办的利群书社“兼售西书”。他在主编武昌中华大学校刊《光华学报》时，特向校方要求“订阅最新的外国杂志至少两种，以便在学报中多载有价值之译文”。他用稿费选购了大批外文图书，涉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并择优译出介绍给国人。他有一段话，至今读来都令人深思：“青年要读书，不读书，你将来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社会，即便你纵然想帮助社会，亦没有什么可以拿去帮助。”他的一生很短暂，但著述却相当丰富。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恽代英全集》共有9卷，达290余万字。

至于谢循初先生与奚季耕先生的交集，主要是两人均属安徽当涂同乡，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相关史料。

在档案中，笔者尚未发现奚季耕先生给恽代英的复函。但从恽代英致奚季耕先生的另一信函可以判断出，奚季耕先生肯定是认真作了回复。此函如下：

季耕先生：

惠示敬悉，承允代汇，甚感。兹由邮汇墨洋贰拾元，请为代购美金拾元余（可尽钱买），祈为代寄谢循初君。鄙人已即日函知循初了。循初通信地址改为Mr.H.H.Sie 5535 Maryland ave,Chicago Ill U.S.A汇后祈挥一片，寄四川泸州联合师范鄙人收。因鄙人不日西上故。

恽代英九、二六

上函中提到的美国通信地址，即是谢循初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就读时的收件地址。至于信中提到的回信地址，则正好印证了一个史实，即1921年10月，恽代英到四川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直至1923年1月。

那么，这两通信函最初又是被如何发现的呢？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中，有三件史料可以说明此事的来龙去脉。

其一，中国革命博物馆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公函，写于1963年12月28日。函称：“承惠赠恽代英同志亲笔书信和伪公债证券等文物和资料，除编目珍藏提供研究及陈列外，并致以热烈的谢忱。”

其二，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位姓赵的工作人员（名字难以辨识），1964年4月11日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吕志静的一封函件，函称：“去年十一月我们到上海征集时，承您热情接待，大力支持，使我们在银行征集到较多而重要的文物，再次谢谢。上次你们赠送的恽代英亲笔信两封，现已全部被制好，寄上请查收，上海本市历史纪念馆方面我们已寄出了。今后如果您发现有什么文物资料，请和我们联系。”

其三，档案中关于恽代英致奚季耕两份信函的说明：“这是陈光甫1921年私函（中英文）内找到的，但是没有看见奚的复信存底。在陈光甫那个私函卷里附有一些奚季耕的函件。这里附上从该卷里抽出来的两封恽代英的信，这两封信是在1921年写的。”此件说明没有落款，估计是该行档案管理人员所撰写，极有可能即为吕志静本人。

和其他民国时期银行档案一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相关档案在1980年代后期移交上海市档案馆之前，曾长期保管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室。从以上三则史料可以判断出，恽代英烈士的这两封信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发现，并在1963年11月份中国革命博物馆前来上海征集史料时，作为革命历史文物专门上报的。现在原件珍藏在当年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检索相关网站，笔者又发现了二条有关吕志静的信息。其一，她曾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代表，参加了1959年度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交流会。其二，1981年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干部吕志静由市肿瘤研究所孙所长、市卫生科研处徐处长、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处杨处长等陪同，来到杨浦区肿瘤防治医院，她代表死于癌症的老伴周济同志（前中国银行副经理）的遗愿，捐献积蓄多年的4000元人民币作为支持医院肿瘤科研事业的经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度初期，这笔钱确实不算小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