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留学第一年自制的贺卡

       江苏常州在近现代名人辈出、群星璀璨，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则是其中在国际上耀眼的学术巨星。

       赵元任（1892—1982）博学多才，跨界于文、理、艺术，尤其具有语言、声乐天赋。他是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频频往返于中国、美国及欧洲之间，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同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多年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顶级名校，先后当选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通晓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10多门语言和33种中国方言，将自己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西方先进理论和科学方法相结合，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驰名国际的结构派语言学家。他将西方音乐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是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优秀的作曲家、“中国的舒伯特”，有130多首音乐作品，其谱曲的代表作《教我如何不想她》是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中国音乐经典作品。赵元任于1973年、1981年回中国探亲、作学术交流时，分别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热情接见。

       赵元任1938年在美国定居，1950年代加入美国国籍，196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他退休后把自己一生保存的档案都捐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使得该校成为收藏赵元任档案最集中的地方。

赵元任档案的来龙去脉

       赵元任一生执教于中美多所名校，为何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自己职业生涯归宿地，并将自己的档案捐给该校？这要从赵元任的人生经历与个性谈起。

       194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打电报催促在美国的赵元任回国，要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本已辞掉哈佛大学教职、准备回国的赵元任急忙推辞。赵元任是一位谦谦君子、性情中人，他风趣随和，不与人争，只做学问，不问政治。他对自己的长项、弱项都有清醒认识，当初跟夫人杨步伟恋爱时就说自己打算一辈子不做官，不做行政管理之事。赵元任因为学术威望和好人缘，有好几次当大学名校校长的机会，但他都坚辞不就。

       第一次是1925年5月，赵元任接受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聘请，从欧洲游学归国到上海。恰逢国立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争执双方相持不让，杨杏佛等人要赵元任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因为赵元任与争执双方都是朋友，为双方所佩服，他出来当校长可以平息争端。赵元任吓得连夜坐船北上。丁文江在天津前来接船，得知原委后，又好气又好笑，直骂他没出息。

1926年夏，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师生合影于清华园。前排右五起：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

       第二次是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要委任赵元任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赵元任却荐贤自代。后来中央研究院的蔡元培和杨杏佛要赵元任当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赵元任又推荐傅斯年，自己只当个语言组主任。

       第三次是1931年清华大学闹起校长风潮，清华大学教授评议会的人找已离开清华的赵元任想办法。赵元任请翁文灏暂代校长，并推荐时任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的监督梅贻琦回国当校长。翁文灏代理了两个月还未见梅贻琦回来，着急了。赵元任于1932年赴美替回梅贻琦，自己在华盛顿当了一年半留美学生监督。不知情的人都笑话赵元任不当清华大学堂堂校长，而去当该校因留美学生减少而即将撤销的监督。

       这次是赵元任第四次拒绝当大学校长。朱家骅第二次来电报说赵元任当中央大学校长的呼声最高，第三次则打电报给杨步伟，让她劝丈夫就职。杨步伟回电说：我知他非行政人才，请另选高能。杨步伟提议赵元任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暂避一年，于是赵元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东方语言系教授。

       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赵元任就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而没有回国，直到1963年71岁退休。他在此当了16年教授，这里是他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待得最久的地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此成为赵元任的职业生涯稳定的归宿地，赵元任退休后便将自己的档案捐给了该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副馆长兼该校东亚图书馆馆长、赵元任的再传弟子周欣平博士介绍说：赵元任生前十分注重收集和保存档案，他的档案共有近23万件，分为38箱保存。这些档案覆盖了19世纪末到1982年这一漫长的时间段，内容大致分为六类：日记、文书、手稿存集、讲演授课资料集、私人札记、来往书信。赵元任的日记从1906年14岁写到1982年89岁。他的第一则日记写在1906年：“十二时至溪山，拟在彼午餐而晚矣。遂稍待，众皆至养济踢球，余至青年集益社取书。”文书包括赵元任就职的中美两国一系列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团体的大量相关档案。如1941年4月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聘请赵元任为中文研究教授的聘书，年薪6000美元。书信包括赵元任与中外学界众多名人的来往信函，如胡适、傅斯年、李方桂、杨联陞、李济、陈世骧、梅贻琦、钱思亮、裘开明等，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

       此后几十年里，赵元任档案陆续有一些提供利用，但大部分封存未动，一直没有整理编目，更没有进行数字化。201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档案馆与该校东亚图书馆合作完成了编目工作。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在国内缺乏系统档案的大概唯有赵元任。2017年12月，常州市档案局（馆）档案征集小组一行四人，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查阅和征集赵元任档案。他们征集了赵元任档案的全部目录，档案复制件17件（包括手稿9件、信函7件、报纸1件）；查阅了赵元任的部分日记。

赵元任的方言调查档案

1938年7月1日，赵元任与助手在昆明拓东路整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时合影。左起：吴宗济、杨时逢、董同龢、赵元任、丁声树

       赵元任提倡田野调查，搞实验语音学，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做方言调查的学者。他的语言敏感性极强，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他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并掌握一种方言乃至外语的规律。为了了解中国的语言状况，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赵元任和他的助手们扛着沉重的录音设备，深入民间调查，辗转许多地方，克服重重困难，考察和研究近60种方言，其科学严谨、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令人叹服。

       1927年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赵元任带着助教杨时逢，到江苏、浙江的吴语区域各县的乡镇，调查吴语方言。杨时逢也是赵元任的内侄，1927年起跟随赵元任十多年。他回忆当时调查情形：“从南京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如镇江、丹阳、无锡，再乘小火轮船到宜兴、溧阳，又转同无锡……各处寻找学校学生做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二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连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乡间农村人家。”“想起那时京沪铁路的交通，还算方便的，尚且如此，后来在那些乡下找发音人记音，实在也太辛苦了。”“我在旅店里常常深夜醒来，还看见他的房间里灯光亮着，我想他总是写日记或看调查记录。”调查了一个多月后，赵元任回北京继续整理调查的材料，写成《现代吴语研究》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成为后来研究方言的范本。杨时逢说：“我们在清华二年多的时间，每天的工作总在十小时以上，姑父跟我虽在一个大办公室内，可是我们的工作进行，除了有些不懂的地方需要请教他以外，我们差不多整个的时间都各行其是，从不闲谈浪费一点时间，尤其姑父对于工作特别认真。他的这种态度，实在令人钦佩。”

       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带着丁声树、杨时逢和吴宗济三名助理及一名工友，到武昌调查湖北方言。吴宗济回忆此事说：他们一共调查了60多个县，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选取每县两名学生作为发音人，让其相互交谈，三个助理每人一个房间，分头调查记音。助理们在招待所布置录音室，擅长听记声调的吴宗济出主意想办法，租来棉被挂满四壁以隔音，买汽车灯泡接在蓄电池上以保证照明。“我干的这类‘钉钉敲敲’的玩意……没有想到竟被先生都写进《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总说明’中。这说明先生对青年人的一点点成绩，竟然如此巨细不遗地予以介绍。还有一点，也足说明先生的胸襟。他在调查报告封面上的著者署名，是把四个助理一起列入的（调查时是丁、杨、吴三助理，整理时加了董）。这就和当年的一般学术权威的做法不同。”助理董同龢并没有参加湖北方言调查，不过后来参与了湖北方言调查材料的整理工作。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著作人也是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

1936年，赵元任在湖北调查方言

       吴宗济跟随赵元任仅两年多，但赵元任的言传身教留给他极深印象：“先生对助理们，是以因材施教，自己领悟为主的，这样的引导，似松实紧，似浅实深。”“先生从不给你填鸭式的灌输，而是提个头儿，让你自己去想去说，然后给你指点。”赵元任对几个助理一点架子也没有，“周末假期还经常邀助理们来家‘打牙祭’（改善伙食），或亲自驾车带我们郊游……”

       赵元任于1920年冬在清华学校任教时，为来华讲学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担任翻译，表现优异，其语言天赋得到公认，由此他将研究语言学作为自己终身的主要事业。作为杰出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在中国各地方言的调查与研究上贡献非常大，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方言调查档案，科学地记录了民国时期国内各地的方言状况。

192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罗素与赵元任等在北京四合院中合影，左起：瞿士英、赵元任、勃拉克、孙伏园、罗素

赵元任与胡适之间的书信档案

       赵元任保存了大量与中外学界众多名人的来往信函。赵元任档案里有一封胡适于1942年9月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胡适在信中倾诉他卸任民国驻美大使后的近况、打算，内心的酸甜苦辣、犹豫烦恼。“前晚才搬定房子。我这一个月真是忙的头脑昏乱，竟没有写信给你们。……我现在没有什么计画，想先住下，多睡觉，少说话，少见客，把这一年里减掉的十三四磅肉先‘养’回来，然后打将来的计画。”“我自己觉得这回‘退休’，真是我个人万分侥幸！此时若不走，三五年中怕走不掉。我是五十一岁的人，有几个‘三五年’可以浪费？”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未立即回国，而是从华盛顿搬到了纽约东81街104号。在信的右上角告知住址、电话时嘱咐：“但请勿告他人，以省应酬。”

1937年7月 ，赵元任（左一）及家人等在南京送胡适（后右三）、梅贻琦（后右四）等乘水上飞机赴庐山

       赵元任与胡适保持了数十年的通信联络，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时有些内心想法，彼此也在信中交流。1940年7月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给赵元任写信吐露：“我若不做大使，一定回北大去教书，因为那是我爱做的事，而中研院长是我不爱做的事。做大使也不是我爱做的”。在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1949年8月，胡适在信中诉说他在美国“精神上十分苦闷”，“不愿意久居外国”，“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 1956年11月，赵元任热心帮助胡适在加州大学谋求教职，胡适则致信表示打算回台湾“为久居之计”，重申“我这几年总不愿在美国大学寻较长期的教书的事”。

       赵元任与胡适同为造诣精深的大学者，待人谦和，经历相近，思想相通，在学界朋友中彼此关系密切，来往频繁，终其一生都保持着真挚友情。

       赵元任与胡适同在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学生，70人中赵元任名列第二，胡适名列第五十五。这批留学生于1910年8月16日从上海乘船赴美国，在船上胡适感觉赵元任等几个留学生是一小群“学者”，对他们心怀“恭敬”。两人都是去美国东部的康奈尔大学读书，第一年他们交往并不多。胡适先是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1912年转入文科以后，他们的交往才渐渐频繁起来，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1914年6月，赵元任、胡适与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杨杏佛、秉志等人一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赵元任为第一届董事会秘书。1915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致亲笔签名信给赵元任，祝贺其社刊《科学》杂志创刊。该社后来迁到国内，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1917年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赵元任1921年上半年在清华学校任教期间，用北京白话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书成为早期白话文学的重要译作。

       胡适、赵元任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共同的志趣，结下深厚的友情。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民国北京政府拘捕下狱，胡适挂念陈独秀的安危而写了《小诗》，赵元任后来为之谱曲，意境深沉。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待审期间陈独秀经济拮据，他请求胡适替他到商务印书馆敦促出版《拼音文字》书稿，希望文稿早日付印，拿到稿费。然而商务印书馆碍于政治原因已不想出版陈独秀的书稿，更无稿费可言。胡适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与赵元任商量，隐瞒此事，私下与那些热心于文学革命的同仁筹集了1000元，当成稿费送给陈独秀，供他生活之需，帮他渡过难关。

       胡适才学过人、眼界甚高，可他对于赵元任的才华非常服膺，在胡适留学日记中有多处赞赏赵元任的话。1914年5月12日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将要毕业时记：赵元任与三位中国同学获选为Sigma Xi荣誉学会会员，赵元任与其中一位“成绩之优，诚足为吾国学生界光宠也。”1916年1月26日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记：“每与人平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1917年3月20日又记：“元任辨音最精细，吾万不能及也。”

       赵元任与胡适两人之间私交也很好。1921年6月1日，赵元任与杨步伟在北京小雅宝胡同49号租房子作新房，举行最新式、最简单的婚礼，只请男女方各自好友胡适、朱征二人到场，各作男女方证婚人。后来赵元任与杨步伟作银婚纪念时，胡适以诗相赠：“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香香礼”指美式婚礼中，客人吻新娘脸颊礼。

       1930年12月17日是胡适40岁生日，赵元任代表朋友们写了一首祝贺诗，请毛子水用毛笔写在宣纸上，裱好后送给胡适。这首诗全用胡适大力推广的白话文，对胡适风趣调侃。“……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我们有的要叫你老前辈了都；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觉得你真是有点儿对了都：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所以我们来吃你的面；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你是提倡白话文的咯，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的写上了一大片。……”

1942年9月胡适给赵元任夫妇的信首页

       1943年，哈佛大学发函邀请胡适来校讲学，然后希望及时得到胡适的书面表态。在哈佛大学执教的赵元任受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之托，致信胡适以传话，并且表示：“我这样极盼望你来，所以特别乐意写这个催请的信。”于是促成胡适1944年10月来到哈佛大学，讲学八个月。赵元任档案中有此信稿。

       胡适这次讲学住的旅馆跟赵元任家只隔半条街，每天午饭或晚饭就总在赵家吃。胡适喜欢大块吃肉，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赵家在美国凭票配给的牛肉猪肉不够这样吃，杨步伟只好买马肉，做红烧马肉给胡适吃。杨步伟没有告诉胡适红烧肉是用马肉做的，胡适吃后直说好吃。后来赵元任夫妇请胡适到哈佛大学教职员俱乐部餐厅吃“马肉扒”，胡适吃了说马肉扒好倒是好，只是有酸味。回到赵家吃晚饭，胡适吃着红烧马肉说还是这“牛肉”好点，众人大笑。杨步伟告诉他，近来他在赵家吃的“红烧牛肉”其实都是马肉做的。胡适又惊讶又不大相信，然后摇头感叹说：“中国的烹饪真好，你做得更好。”

       赵元任个性内向，说话不多，而胡适很健谈，爱辩论，但这些性格差异并不妨碍他们的友情。胡适比赵元任年长一岁，两人相距20年去世，忌日同是2月24日。赵元任和胡适这两位学术大师超过半个世纪的真挚友情，堪称学术史上的佳话。赵元任与胡适之间的书信档案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结语

       赵元任档案是一座内容非常丰富的宝藏。追寻赵元任档案的来龙去脉，撷取其中几则，即能感受到赵元任的品德学养、志趣追求、治学育人、交友处世等等。赵元任档案折射着他的精彩人生。我们档案工作者了解这种存放在国外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档案，有助于充分利用国外的档案资源，有助于明确档案征集目标、改善馆藏结构，有助于借鉴国外档案工作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改进自身的档案工作。

（作者徐立刚（江苏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原载《档案与建设》2020年第9期，转载时注释未录。）

（市文保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