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常州博物馆充分利用已有的数字化成果，持续推出馆藏精品文物的数字云展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不打烊”，让人们相聚在“云”端，欣赏异彩纷呈的精品文物，用文化的力量鼓舞士气抗击疫情。

1976年5月，常州武进卜弋发掘了一座元代合葬墓，这座墓位于下港村芝麻墩，出土了一批12件元代文物，包括漆器9件。其中有一只漆碗，高8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7.5厘米，碗型上宽下敛，圈足。碗内外都髹黄褐色漆，口沿一周及圈足底为黑色漆。漆碗漆层厚、色偏橙红、口沿和底部施黑漆，是典型的元代素面漆器。在这只漆碗的底部，有一个朱漆的奇怪文字。根据专家考证，碗底的文字是八思巴文，译为汉字是“陈”字。那么，八思巴文是什么？

在元朝的统治中，曾经颁行了一种后世鲜为人知的文字——八思巴文。八思巴（1235—1280）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任命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六年（1346）二月，国师八思巴创造出了一种蒙古新字，即“八思巴蒙古新字”，作为国字颁行天下。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有四十一个字母，字数只有一千多个。八思巴文有音无义，类似音标，元代主要用来标示蒙古语、回鹘语、汉语等文字。八思巴文虽然被元朝作为国字推行，但接受这种文字的人却很少。除政治和文化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很难辨认。虽然朝廷一再下令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还培养专门人才学习该文，但民间主要还是使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并未普及，最终主要还是应用于官方文件，成了一种只是极少数人掌握的贵族语言。八思巴文颁行一百年，元朝灭亡后自然废止。

那么，漆碗底部为什么要使用八思巴文落款呢？元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语言、名字，到婚姻、服饰，再到风俗、习惯，以及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无不如是。统治者用蒙古习俗改造汉人，不少汉人穿起了蒙古服饰，甚至有人改了蒙古名字，说蒙古语言。元代漆碗用八思巴文题款，正是“为胡名，习胡语”这一社会变化的实物佐证。从改名字来说，有元一代，汉人改用蒙古名字的数量蔚为可观，而蒙古人出于文化诱因，改用汉字姓名的也不少，甚至在常州附近也有遗痕。现今的江阴李氏有一支便是蒙古族后裔，谱中前几代的人名全是蒙古族名讳，以后便全用汉字姓名了。所以，在漆碗底部出现用八思巴文题汉字“陈”的名款，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个“陈”是谁的姓氏呢？这只漆碗并非考古发掘出土，卜弋元墓是当地农民在平整田地时发现随葬物品，辗转交到常州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立即派员赶赴现场，但墓葬已经面目全非，更无墓志可寻。专家根据八思巴文“陈”字款推测，卜弋元墓很有可能是元代晋陵尹陈安国夫妇合葬墓。据《武阳合志·职官》记载，陈安国在元仁宗时期（1314—1320）任晋陵县尹，并入籍常州，成为了常州人。虽然陈安国死后并无记载葬于何处，但《武阳合志·陵墓》明确记载他儿子陈祖仁的衣冠冢在“武进怀德南乡蠡河东”。陈祖仁是至正二年（1342）左榜状元，元朝灭亡时跟随元顺帝北行，死于乱兵，所以常州只有衣冠冢。陈祖仁的衣冠冢位于蠡河东，而出土八思巴文漆碗的元墓所在地卜弋乡下港村芝麻墩正好也在蠡河东，可见这一带也许是陈安国这一支迁常族人的祖茔地，因此，八思巴文漆碗出土于陈安国夫妇合葬墓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八思巴文漆碗保存完好、有特定的时代性，被专家定为二级文物。2010年，它曾远渡重洋，去到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一件重要的文物在《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中展出，吸引了无数美国观众的驻足欣赏。如今，它静静地陈列在常州博物馆的展厅一角，每位观众都能透过它，感受些许神秘的元朝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