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瞿”哪得清如许

作者：李兴勇

摘 要：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21岁赴俄，立志为中国辟一条光明的路。大革命失败后，他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捕，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6月18日从容就义。瞿秋白短暂而非凡的一生，为寻找革命真理，探求革命道路，开创革命文学，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以至整个生命。他留下500多万字的著述和译作，是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和思想资源。他生活上清贫、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清白，其才情、其风骨、其品性，至今仍熠熠生辉，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关键词：瞿秋白 革命 中国共产党 

85年前的6月18日，福建长汀城西罗汉岭，瞿秋白整理好衣装，盘膝面北坐定，从容说了句：“此地甚好”，饮弹就义。“亲切、安详、谈笑风生、潇洒幽默、不知疲倦，这是人们同秋白接触中得到的共同印象”，恰如布哈林曾对他说过的俏皮话：“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 夏衍多年后忆起与秋白交往时的情景，印象还尤为深刻，“从仪表，从谈吐，乃至从他日常生活来看，秋白同志是一个典型的‘书生’。”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是秋白遗作的最后一句话。豆腐或许正是其书生本色最真实的写照，方方正正、清清白白、表里如一，不染一丝杂色。

清癯之人

从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来看，瞿秋白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内向甚至忧郁的微笑。后人的追忆亦多提及其瘦弱的身躯，“他的身子不怎么好，瘦瘦的臂膀，细细的腰身，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型式”，“我还没有忘掉的是秋白那苗条瘦削的身段，怯生生的样子，脸色是苍白的。”瞿秋白生在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家道的衰落和家人的星散，使其很早尝尽了世态炎凉，“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念中学时肺已不好，在黄陂二姑母家时便确诊肺病初期。进俄文专修馆后，每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五四运动时，作为俄专学生总代表，奔波忙碌，作息失常，饮食无规律，斗争高潮过后，大口吐血，病了数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复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赴苏俄后，瞿秋白曾在东方大学任翻译兼授课。其时肺病已很严重，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后来不得不去高山疗养院修养。曹靖华曾前去探望，见他躺在床上，床头没有台灯，就把吊灯拉到床头，栓到床架上，俯到枕上写文章。瞿秋白深知肺痨是要“养”的，可对他来说，“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他表示，“苏联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宝山”，要拼着病弱的生命，“把革命的宝贝更多地运到祖国来。”

1923年初回国后，瞿秋白先后担任马林、鲍罗廷等人的助手兼翻译，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中共三大期间，他工作繁重、精疲力竭，“在广州的德国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结论是他只能做一点翻译工作。”1926年春，病情恶化，中央强迫他进医院休息。杨之华回忆，“在头两个星期中，他完全按照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不起来”，“到了第三个星期，当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仿佛在家里一样，弯着腰坐在椅子上，兴致勃勃地一页一页的写起来了”。对于病体，瞿秋白是不太在意的，其肺病据苏联大夫诊断是没有希望的，休养也不过是拖延一点时日，“他说到这个事实时态度那样从容自然，仿佛在谈着与他自己毫无关系的什么事一样”，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这样情况下，“还勇敢的坚持着工作的精神。”“八七”会议前后，“肺病的痛苦严重折磨着秋白，但我见他照常写作，要不就是参加各种会议，根本顾不上休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秋白仍一如往常，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工作上。寄住在谢澹如家，躲在北四川路的亭子间，虽肺病缠身，仍日以继夜地埋头于纸笔之中。“他当时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总在十几小时以上，而且总是按部就班，有条有理。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看到有用的材料就剪下来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一般是写文章；下午睡一会午觉起来就翻译和写作；晚上是看书或写作。他习惯于晚上工作，很晚才睡。”作为休息的唯一“文娱活动”，就是独自玩一会骨牌。在这一段时间中，秋白写作进入高产期，“粗略地计算起来，仅收编在《瞿秋白文集》中的这一时期的文学著作，就约有一百五十来万字，每天平均写两千来字。”在鲁迅家避难时，瞿秋白与鲁迅还合作写杂文，两人交换意见后，由秋白执笔，“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

1934年到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编辑《红色中华》，常常带病工作到深夜，“他三日两头发高烧，傅连暲医生天天都走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卧床，但躺在床上还是要看文件，处理日常事务。”1935年新年，在中央分局驻地，陈丕显见到了秋白，“他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他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呛着。”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也曾谈起秋白被捕后的身体状况，“他在长汀一个多月，没有生过大病，但常有些咳嗽及头晕的情形。他身躯颇为单弱，脸部显得清瘦。”

先天时的不足、求学时的刻苦、革命时的不惜身，瞿秋白一直拖着瘦弱的病体，终其一身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所以面对死亡，他反而觉得是种解脱，“一个革命党人很难得一个休息的机会；被捕监禁，不过是暂时的休息，‘死’才是给他一个安静的长期的休息。”

清贫之人

瞿秋白对生活不讲究，用其自己的话说，“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 他小的时候，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式的生活，后来只能靠典当和借债度日。其母金璇因无力维持家计，吞火柴头自杀。母亲的离世对秋白身心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在《哭母》诗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在灵前爱子身。”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瞿秋白只能将母亲的灵柩停放在瞿氏宗祠，多年未能入土下葬。在赠给羊牧之的诗中，还为此深深感到自责：“君年二十三，我年三岁长。君母去年亡，我母早弃养。亡迟早已埋，死早犹未葬。茫茫宇宙间，何处觅幽圹？荒祠湿冷烟，举头不堪望。”

少年时经受过清贫生活的磨炼，投身革命后依然本色未改，生活相当清苦。杨之华回忆到：“生活上是一点儿也不讲究的，无论怎么艰苦，总是满不在乎。拿吃饭来说吧，因为出去买菜不便，我们吃的是普通的包饭，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吃。他从来没有说过，看来也根本没有想过，要为他那患着严重肺病的身体增加一些营养。”羊牧之也注意到，秋白的生活颇俭朴，“他的写字台上，常常摆一碟茴香豆、花生米，他晚上写东西时，觉得饿了，就吃几粒豆或花生米”，“每每吃了一块麻糕就当早饭。”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遭到“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打击，夫妻俩仅靠中央发给的每月仅十六七元的生活费过日子，相当于当时上海工人中等月工资的一半，只能维持最低生活需要。1931年2月7日，他在给郭质生的信中写道：“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半个月后，可以有法想：我将要时常寄国语的文学的小说杂志等等给你。”（瞿秋白寄了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给郭质生，因无费用，多寄基本都不可能。）这一期间，秋白夫妇曾四次在鲁迅家避难，谱写了“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的佳话。尽管生活困窘，他不肯接受别人的馈赠，“鲁迅总是想办法让秋白出版一些书，以便获得一些稿费版税维持生活。……对于自己的劳动所得，秋白是不可能反对的。鲁迅也安心了。”细查这一时期鲁迅的日记，常有此类记载。如1932年11月4日，“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一天的工作》，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十篇。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系杨之华译出初稿，再由瞿秋白校改定稿。）1933年4月21日，“下午得小峰信并本月版税泉二百。付何凝《杂感集》编辑费百。”（《杂感集》指《鲁迅杂感选集》，系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署名何凝。）1933年7月10日，“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良友送来的是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的版税。此书未收瞿秋白译文。因为这一天瞿秋白夫妇仓皇逃来鲁迅家中避难，鲁迅即以付给版税名义给予支援。）

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查追捕，瞿秋白夫妇不得不经常搬家，既无心也无力布置自己的居所，其暂时的住处，大多因陋就简。在上海大学教学时，丁玲常到其慕尔鸣路的寓所交谈，“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有几撂线装书。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除了编辑党的理论刊物必需的书籍外，家里就只剩几件衣物。杨之华整理他的衣箱时发现，“二套粗布的小衫裤，已经破旧了的。二套破旧的西装，一套是夏天穿的，还有一套就是他平日出去上课时候穿的……还有一件他回家来常常穿着的一件枣红团花的旧棉袍，面上有一层龌龊的油光，袖底下已经裂开了细细的丝缝”。1932年岁末，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去鲁迅家将瞿秋白和杨之华接出转移到别处去。秋白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杨之华的包袱里，另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陈云就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陈云奇怪地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到达中央苏区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围剿，日子更加艰难。据徐特立回忆，“粮食按人分配，米自十四两到一斤四两，用席芊做的袋子装着，袋子上吊一牌子，牌子上写着姓名，一起放在锅里煮及甑里蒸。”为解决苏区粮食问题，瞿秋白所在的教育部还因节省粮食过火受到批评。老战友们深知秋白同志长期带病工作，一再要求庄东晓（时任苏区中央教育部编审局局长）注意照料，但从不要求搞特殊。当时在敌人层层包围的情况下，为了加强秋白同志的营养，要跑到几里外的圩场上去才能买到一条鱼和几只鸡蛋，当煮好送到他的跟前时，“他总是问东西是哪里来的，旁人有没有的吃，推来让去，给他弄点东西吃的任务，也不容易完成。”秋白一辈子面临物质匮乏的窘境，但其精神却很富足，在政治理论、文学艺术、著作翻译、文字改革等领域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

清醒之人

毛泽东曾说：“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瞿秋白自幼聪颖，1912年“双十节”，就在自家侧门上悬起一盏白灯笼，上书“国丧”两字，并对同学说，现在袁世凯窃取大总统，“民国”已名存实亡，还有什么可庆祝的呢？在俄专读书时，面对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流派、渊源莫衷一是、“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情形，为求得第一手材料，他毅然决然从“饿乡”远赴“俄乡”，以“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略尽一份引导中国新生路的责任”，努力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出发时瞿秋白就诫勉自己“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蜂蜜成时百花谢，再回头，灿烂云华。”作为《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除及时发回大量报道外，还拟根据所见所闻所思写两本书，“第一部分：一切调查，考察，制度，政事，拟著一部《现代的俄罗斯》，用政治史，社会思想史的体裁。第二部分：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逸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可惜的是，《俄罗斯革命论》（初拟书名为《现代的俄罗斯》）书稿，毁于上海“一·二八”战火。

归国后，瞿秋白参与党报、党刊编辑工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点方法审视中国革命。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他编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当时纷繁杂乱、名目各异的思想流派，瞿秋白始终保持着理论上的清醒。1925年7月，戴季陶抛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瞿秋白见微知著，针锋相对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驳斥戴季陶主义，并指出“蒋现时在各方面地位均极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后来从1925年11月“西山会议”召开，到次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再到“整理党务案”的提出，直至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以极其惨痛的代价印证了瞿秋白的预判。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马林、鲍罗廷等人的高度赞赏。马林称赞他是中共“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国民党一大宣言作为国共合作最重要的制度文本，被公认是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鲍罗廷坦言：“瞿秋白同志把它从中文译成俄文和从俄文译成中文做了很多工作。”

瞿秋白结合革命实践，凭借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策略和发展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冷静的思考。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清算。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瞿秋白明确提出：“我们应当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瞿秋白较早认识到无产阶级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瞿秋白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中心问题。他将毛泽东所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交中共中央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出版，并撰写了序言，号召“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对于广东农民运动的“王”——彭湃，瞿秋白也很推崇，赞誉彭湃所著的《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

对于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者与引路人的共产国际，无论从主观感情，还是客观纪律，瞿秋白都要“顺从”其意。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只甘于扮演一个“应声虫”的角色。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策划系列武装暴动，但对城市暴动论始终保持着警惕，还为此发出通告：“各地党部在指导暴动或规划暴动的时候，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不问群众情绪的程度如何，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地主张‘暴动’，无往不是‘暴动’，这实在是一种盲动主义的倾向。”而且，很快意识到组织农村暴动的重要性，预见到“农村之中比城市之中更加多些客观上的可能，土地革命的怒潮，将要在农民的群众暴动中发展开来。”再后来与米夫围绕富农政策争论时，瞿秋白更是始终关注政策本身是否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并不惜为此据理力争，最终酿成了其被米夫、王明等人打压的悲剧。

瞿秋白曾取笔名“犬耕”，自嘲“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实质上，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探寻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和光辉的思想。王明等人把持中央期间，给中国革命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更凸显了瞿秋白清醒思考的价值。

清白之人

瞿秋白写过一首吟咏白菊花的诗：“今岁花开侯，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恬淡如菊，恰是其品性人格的生动写照。从1935年2月24日被捕到6月18日就义，对于死亡，秋白是无所畏惧的，且早就预料到了。在离沪的那个晚上，和妻子告别时，他就曾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在长汀狱中，他题赠军医陈炎冰一段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足见其心迹。考虑到瞿秋白的身份、名望，国民党竭力劝降，专门派来中统特务，数度交锋、软硬兼施。直到行刑前五天，还继续游说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大学教授都可以。中统特务王杰夫还劝瞿秋白效法顾顺章“识时务为俊杰”。他厉声作答：“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很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后来也交待说：这次劝降，“由于瞿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1935年6月18日，审判完结，秋白遵令来到中山公园八角亭。只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便独坐自斟自饮、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毕，卫士请拍照存验，秋白立于亭之左侧，定格了最后的风采：一袭中式黑色对襟衫、齐膝的白布短裤，长筒线袜、黑色布鞋，背着双手、昂首直立、右腿斜出，安详、恬淡的目光中透射出理想的幽深。临刑前，对执行者提了两点要求：一不能屈膝跪死，而要坐着；二就是不能打头部。最后，择定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微微一笑，留给了世人最后一句话：此地甚好！静待子弹穿过心脏。

对于瞿秋白的烈士身份，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有过明确定论：“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后来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对瞿秋白的评价出现了翻转。历史已经对瞿秋白作出了结论。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明确宣布其“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1982年9月，中纪委在向党的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瞿秋白的一生，可歌可泣，色彩斑斓，曲折悲壮。他是一个可敬的革命领袖人物，也是一个可亲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个人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不灰心泄气，没有埋怨和牢骚；在个人爱好与组织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坚决服从组织，去中央苏区；在应该贡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他毫不吝惜。他光明磊落，没有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不搞阴谋，不耍权术，不会欺诈，没有野心。”正如毛泽东所言，瞿秋白“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作者简介：李兴勇（1984—），男，江苏泰州人，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在读，常州市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史、历史与记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