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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圩墩遗址进行第四次考古发掘的时候，出土了一件陶塑人面。整体为泥质灰陶捏塑而成，长4.9厘米，宽3.2厘米。脸部扁平，以阴线刻出眼、嘴、胡须，用泥球粘出鼻子，线条简洁夸张，具有典型的早期雕塑风格，堪称原始雕塑艺术的珍品，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藏于常州博物馆。

雕塑艺术萌芽于距今约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的一百余件经过雕琢和加工的装饰品就是很好的佐证。新石器时代的雕塑艺术发展大体可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创立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00年以前）。这一时期雕塑作品主要出现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后洼遗址中。这一阶段的雕塑品目前多见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燕山南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第二阶段为发展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繁盛时期（距今约在7000年到5000年之间）。这时雕塑艺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生机勃勃的气象，并且逐步向边远地区扩大。黄河流域各文化类型的雕塑艺术多以陶塑为主，兼有骨、牙、玉、石等质料的雕刻，仰韶文化的雕塑代表着当时艺术发展的主流。长江流域的雕塑作品主要发现于中下游地区，艺术水平和风格相差很大。长江下游地区的雕塑品发现较多，主要出土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址之中。第三阶段为融合期（距今约在5000年到4000年之间），在这一阶段，各地区的原始文化先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雕塑艺术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中原地区以龙山文化为主体的雕塑艺术已趋衰落，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的青龙泉三期文化、东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等在雕塑技法、题材和风格等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表现出这一阶段雕塑艺术的特色。

人面雕像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不少，尽管出土地点不同，所处年代早晚有差，文化性质各异，所用质料也有区别，但是它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人面质地多取自陶土，石质人面次之，个别也用玉髓制作的；二是人面多呈椭圆形，为人头形象，少数则是两面人；三是除个别人面若真人面庞大外，绝大多数人面都很小，有些还有系孔，说明是供佩戴用的，有些则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出土的陶塑人面又可以分为独立的人面形陶塑和附属于陶器上的圆雕状、浮雕状陶塑。独立的人面陶塑一般呈薄片状，人面五官俱全，有些在耳部或额上还有穿孔。圩墩遗址出土的为独立陶塑人面，为距今6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雕塑艺术的繁盛时期，也是目前常州地区时代最早的陶塑人面，可以称为“常州先祖”。它可以和1983年初南京浦口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金陵先祖”相媲美。目前此类独立的人面形陶塑在全国发现约有数十件，多出现在陕西、甘肃等地仰韶文化遗址，圩墩陶塑人面的出土，印证古代文献材料的记载，填补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空白，是研究中国原始雕塑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与同时代出土的陶塑人面相比，圩墩陶塑人面有两个独特的特点：一是在这件陶塑人面的前额部位有7个相对匀称的小孔。经过有关学者考证，这排小孔不是随意的艺术修饰，而是古代文献材料中经常提及所谓的“羽民之国”，就是原始先民用鸟类羽毛作为头部装饰物。这种习俗可能与飞鸟崇拜有关，在“飞鸟崇拜”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同样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权和统治权是一体的，头戴羽冠则是掌握祭祀权的部落首领权威的体现。所以我们不妨把陶塑人面看作是常州地区史前先民飞鸟崇拜的最早例证。二是陶塑人面有阴线刻画的胡须，表明这是一个男性形象。说明早期圩墩先民的社会形态已开始进入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但它绝不会是当时先民制陶之余的随意之作，所模仿的对象也不会是一般的先民，而应该是当时掌握着圩墩人部落的最高权力的首领，或许正是马家浜文化早期圩墩人所尊奉的一位共祖。陶人面的出现给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圩墩先民的信仰已发展到从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的转变阶段，偶像化的陶人面，至少可以说明圩墩先民的祖先崇拜已经开始萌发。

圩墩陶塑人面的工艺水平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许并不高明，但从其信手捏成、略加锥划就能呈现出人物特征的技法来看，仍不失为质朴传神的原始社会雕塑佳作。它的出土引起了雕塑界、戏剧界和宗教界等广泛关注，与其说它是玩具，是图腾，是护身符，是舞蹈面具，还不如说它是在原始信仰的驱使下圩墩先民抟泥造像所化的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