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85周年纪念日。

1934年2月，瞿秋白遵照中央的指示，抵达江西瑞金。同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瞿秋白服从组织安排，留下来坚持斗争。1935年2月，他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高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从容就义。在短暂生命的最后岁月，瞿秋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相当于教育部长）的最后任上，以自己出众的才华，凭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努力践行着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央苏区的教育、艺术、新闻出版及群众文艺等各方面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瞿秋白有首诗这样写：“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瞿秋白

艰难抵达中央苏区

1934年2月，经过近1个月的艰难辗转，从上海出发的瞿秋白，抵达了他向往已久的瑞金，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早在1931年11月，瞿秋白就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因为当时瞿秋白远在上海，领导党的左翼文化工作，以及从事文学创作、评论、编译活动，并未真正到职视事。1934年1月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继续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到达位于江西瑞金沙坪坝的中央教育部后，立即全身心投入到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去。

位于瑞金叶坪的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旧址

加强苏区文教领导

瞿秋白到任后，坚定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他在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就指出：“苏维埃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运动的干部人才。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了解自己的伟大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瞿秋白深知加强苏区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能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各种方式尽快熟悉苏区的工作，比如在起草《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过程中，他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亲自找比他早到教育部工作的同志和在教育一线的同志交换看法、听取意见，参考大量的报告和材料。在他的努力下，中央苏区县、区、乡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得以建立和健全。

制定系列文教法规

1934年3月12日至14日，瞿秋白出席了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在听取了各地教育工作的总结后，他作了关于苏区教育政策的报告，强调了教育工作应当与中央苏区当前的中心工作切实地互相联系起来。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大会通过了《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随后，为了更好地实行义务教育，发展社会教育，在征求徐特立和广大教育干部的意见后，瞿秋白亲自起草了文化教育方面一系列的学校规章。

创建一批学校和社团

在中央苏区，瞿秋白努力恢复和创办列宁小学，规定小学修业年限以5年为标准，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小学，后期为高级小学，以8至12岁为学龄。一般来说，一个区至少要有1所高级小学，一个乡至少要有1所初级小学。小学的校长和教员，在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调查本乡学龄儿童，动员家长送儿童入学。中央教育部下属的艺术局工作，瞿秋白也很快把工作抓起来，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制度，使得苏维埃的戏剧运动进一步走向大众，真正为大众服务，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艺术。

亲自部署群众扫盲

一到中央苏区，瞿秋白就深切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之低，因此，他积极部署开展扫盲运动。除了开办学校以外，还发动群众互教互学，进行群众性的扫盲，使更多的人更快地提高文化水平。经过他和徐特立等同志的筹划，中央苏区各地因陋就简创办了识字班和训练班，提倡丈夫教妻子，子教父亲，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不多的，形成了群众性的扫盲热潮。瞿秋白还亲自动手，编写通俗课本，供学生使用。经过瞿秋白艰苦细致的工作，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

位于江西瑞金叶坪的《红色中华》报社旧址

利用《红色中华》坚持斗争

在瑞金，瞿秋白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社长和总编。该报是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基础上创办的。瞿秋白接任后，对该报内容、版式、编辑组织等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把《红色中华》办得有声有色，使之发挥了党报应有的作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瞿秋白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继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照常出版《红色中华》，造成中央政府机关还在江西苏区的假象，成功迷惑了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突围。此时报社的人手更少、稿源更缺，印刷发行的条件更差。瞿秋白以坚强的党性，不顾病体折磨，一人顶几人用，调动身边同志积极性，硬是保证了报纸正常出版。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939年，瞿秋白就义4年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依然不胜惋惜地对身边人说：“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瞿秋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