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常州博物馆充分利用已有的数字化成果，持续推出馆藏精品文物的数字云展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不打烊”，让人们相聚在“云”端，欣赏异彩纷呈的精品文物，用文化的力量鼓舞士气抗击疫情。 

孙慎行 行书佛偈语八条屏 

孙慎行《行书佛偈语八条屏》是常州爱国实业家刘国钧先生于1959 年捐献给常州博物馆的。刘国钧先生曾大力支持常州博物馆的发展，共分三次，捐赠书画达 300 余件，其中珍贵书画文物近 200 件，奠定了现在常州博物馆馆藏书画的基础。此件孙慎行书法即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巡回鉴定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孙慎行（1565—1636），字闻斯， 号淇澳，又号玄晏子，常州武进人。他是明代著名的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唐顺之的外孙，其祖先为明朝开国功臣燕山侯孙兴组之后，可谓家声显赫。家族及外祖父的事迹对他影响很深，所以他自幼即勤奋好学，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殿试中摘得“探花”（第三名）的桂冠。天启初，拜为礼部尚书，为追论大学士方从哲进荐“红丸”罪案，为当朝权贵所忌， 于天启二年（1622）托病辞官。后阉党作《三朝要典》翻“红丸案”，指责孙慎行为罪魁，流放宁夏，适逢魏忠贤失势才幸以免谪。崇祯元年（1628），命复原官协理詹事府事，力辞不就。崇祯八年（1635）荐召入阁，次年，他未及上任即逝世，享年七十二岁，被追赠太子太保，谥“文介”。他著有《中庸慎独义》《史左编》等十四种，三百二十多卷。因其操行峻洁，被明廷尊为十大贤臣之一。

孙慎行一直是以贤臣的形象被人们所知，并不以书法名世，故其书法作品传世极少，而这件书法作品艺术水平很高，且尺幅巨大，画心即有纵 168.5 厘米，横38.5 厘米，款下有其后裔、近代著名学者唐玉虬的题跋，弥足珍贵。这件书法无书写年月，内容为佛偈语，原本可能是手卷，剪裱成八条立轴，从其线条来看当以硬毫秃笔写就。用笔上沉着痛快，如快马入阵，纵横莫当；结体上横斜高下，恣肆奇崛；墨色上燥润相间，一任自然，自成高格，为典型明末浪漫主义书风。所谓明末浪漫主义书风即明代晚期，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各种思潮纷涌而至，在书坛上则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格局。此时注重中和的传统书法与注重个性张扬的书法互呈异彩，交相辉映。这种个性张扬的书法其实是一种革新的精神和内心情感、性格的抒发，形成了浪漫主义书风的高潮，它以徐渭、陈道复为先导，以王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为中坚，以傅山为尾声。这种浪漫主义的书法作品在载体、形式、笔法、墨法、结体章法乃至审美情趣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品多长幅巨制，以奔放不羁的笔法和淋漓酣畅的墨法，强悍的力度和快捷的速度，奇崛的结体型，恣肆奔放的布局打破了传统的书法模式。身处这样一个时代的孙慎行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时代书风的影响。

常州博物馆还藏有他的《〈保合堂记碑〉拓片》与《〈挽诗碑〉拓片》两件作品，均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时孙慎行 53 岁。前者为其舅父唐鹤徵（字凝庵，唐荆川之子） 80 寿诞而撰并书，后者则为纪念唐鹤徵故去而作的七律挽诗两首。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也藏有一件《行书孔林恭谒后宁阳道中作七言诗轴》墨迹，书风与以上作品相近，然气势于《行书佛偈语八条屏》稍逊。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他在幼年必然受过良好的传统书法的教育，有着深厚的功底。其书似根植于颜真卿与柳公权， 有着颜真卿的雄浑博大与柳公权的神清气健，森然不可侵犯之色跃然纸上； 从其间架结构来看，又深受宋代黄庭坚与唐代李邕的影响，加上本身的学识修养和对书法的体悟，因而形成了学古而不泥古，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独特面目。

孙慎行书法所呈现出来的不拘点画、直抒胸臆，与其内心深处的凛然之气是一致的，透过他的书作，有明一代的耿介贤臣的铮铮傲骨仿佛出现在观者面前。

（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