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巴基斯坦）

　　延长拘留期的命令每过三个月照例传来。我已将那句话牢记于心：“军法管制副执行官认为，为防止贝娜齐尔·布托小姐违犯军管有关规定，或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公共利益，或为军管的有效执行，有必要对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实行拘留……”

　　时间日益难熬。我看不到晚报，也没有《国际先驱论坛报》。电视里播的都是阿拉伯语的学习节目，以信德语、乌尔都语和英语讲述齐亚的新闻，以及当局用以洗脑的政治纪录片和一些半小时的戏剧。
我为自己悲哀，而转瞬又责备自己。我责骂自己：“你不应辜负真主，你有家、有吃、有穿。想想那些更不幸的人吧。”我的情绪就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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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担心母亲的境况。上次来卡拉奇中心监狱看我时，她说医生怀疑她得了肺癌，这已过去四个月了。如果真是癌症，她可是与命运在争时间。趁早诊疗可以更好地控制病情，否则肺癌将吞噬人的生命。医生给她安排了特殊饮食，以增强体质，以便进一步诊断。最近的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认为左肺上的黑点很可能是恶性的。他们通知当局需要对母亲进行扫描检查和治疗，而巴基斯坦尚不具备条件。母亲要求当局归还护照，以便出国治疗，但他们置若罔闻。谣传说内政部无能为力，因为齐亚把母亲的档案带在身边去访问北京了。

　　一个月过去了，当局不许母亲离开巴基斯坦。又一个月过去了。卡拉奇的医生非常失望，开始对母亲进行化疗。听到母亲说这些，我越加悲痛。母亲头发不断变少，体重下降很快。她说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不能来看望我。可作为女儿，不能在母亲身边照顾她，我感到太不应该了。

　　母亲的不幸传遍了全国，尽管有当局的报纸审查。“民众没有忘记妈妈。”萨娜姆打电话告诉我，“在使团招待会、咖啡店、汽车站和电影院，人们的主要话题总是母亲的健康问题。”

　　然而，即便面临各方压力，齐亚仍不许母亲出国。更有甚者，在医生提交报告认为母亲可能患癌的三个月后，齐亚成立了联邦医疗理事会，由它决定母亲的病情是否恶化到必须要去国外治疗。

　　联邦医疗理事会的成立又是一种恶毒的歧视。即便是在阿尤布·汗时期，尽管巴基斯坦公民出国旅行受到限制，但人们也用不着经过什么医疗理事会审批护照。父亲执政期间，拥有护照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人们可持护照自由旅行。齐亚当局的成员经常公费到国外去治病，很多是国内很容易治疗的小病。这次他成立这个医疗理事会，其目的在于阻止政敌离开巴基斯坦，拖延母亲赴外治疗时间。

　　理事会里全是齐亚的人。为判处父亲死刑，最高法院削减陪审团的人数，同样，本该由三人组成的医疗理事会现在却有七个人，而且全是当局任命的，主席是位现役少将。“我认为夫人的健康状况没问题”。理事会第一次开会后不久，那位少将就不负责任地说。理事会的其他成员要求母亲再做一次1/14大小的肺部X光透视，并重新验血。这些检查很耗精力，以至于母亲在刚查完后就立即发烧、咳血，最后晕倒了。尽管检查显示她肺部的黑点又长大了一些，血红蛋白下降，但理事会主席仍建议再做支气管窥镜检查。这没什么必要，反而可能使病情恶化。赛义德医生是母亲在卡拉奇的医生，他也是理事会成员，对此非常愤怒，拒绝接受决定。医院的麻醉医师也支持他，说试管插入肺部时要实施麻醉，母亲经受不住这种痛苦。

　　我在阿尔-穆尔塔扎为母亲祈祷，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但是全国民众开始行动起来，担心齐亚企图以此置母亲于死地。

　　“你猜怎么着！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妻子和姐妹们参加了为挽救姨妈生命举行的妇女游行。”法赫丽激动地在电话中对我说。

　　“警察逮捕她们了吗?”我几乎尖叫起来，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要知道四省军管执行官可是除齐亚之外最有权力的人。

　　“他们不敢。他们一来，游行的人就都跑进了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家里，关起了大门。”法赫丽说。

　　后来我知道，母亲的遭遇也引起了国外抗议。然而，齐亚一向对西方政府的呼吁置若罔闻。访问东南亚前，他让理事会自行决定是否允许我母亲出国就医，因为他深信联邦医疗理事会将按旨意行事。11月11日，理事会最后一次召开会议，当天他在吉隆坡还说：“布托夫人没病。如果她想去旅游，她可以申请出国，我会考虑的。”

　　齐亚将军错看了母亲的医生赛义德。医疗理事会开会当天，赛义德医生对领头的少将说：“我不会在你的报告上签字，作为医生，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拿病人生命当儿戏。”

　　“我也不签字。”委员会中另一名医生突然说。他打破了联邦理事会的成员历来顺从主席的潜规则。

　　“我也不签。”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还有其他几个人接二连三地说。少将惊讶地看着大家，抗拒命令的医生越来越多。他们都在赛义德医生要求立即让母亲出国的声明上签了名。赛义德医生高兴地对少将说，“其他官员都签了名，将军您怎能拒绝呢?您也一定要签。”令少将更加感到惊讶的是，他签名后，齐亚便立即撤消了他的民事和军事职务。

　　这一决定出乎大家的预料。当局在通告发出后次日批准母亲去国外。从早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高兴极了，立即要求当局允许我在母亲临走前去看她。被软禁在阿尔-穆尔塔扎近一年后，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收拾行李。12辆警车、卡车和吉普车组成车队把我带到莫亨焦达罗机场。因为摄影记者照了我的相片，警察收缴他们的照相机，这是我11个月来首次露面。全副武装的警察一直跟我到飞机旁。到了卡拉奇，我又被一组车队带到克里夫顿70号，头顶上还悬着直升机。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来向母亲道别的女儿。

　　母亲卧病在床，脸色苍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多了。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我多么希望母亲能立即去国外治疗，可又是那么害怕孤独被囚。我强忍着不去想以后的事。法赫丽在房间里进进出出，捎来了“恢复民主运动”秘书长和其他人的口信。他们纷纷问道：“布托夫人走了，我们怎么办?”可母亲身染重病，也别无选择。母亲发表了告别声明：“为治病，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暂别祖国和人民。我的感情永远与大家在一起，与战斗的群众、与忍饥挨饿并遭受压迫的人民、与受剥削遭歧视的和那些向往巴基斯坦繁荣进步的民众在一起……”

　　当局试图阻止民众聚集，不断在报上公布母亲离国的虚假日期，然而这骗不了民众。大批支持者连续开车经过克里夫顿70号，观察着母亲可能离开的迹象。

　　1982年11月20日夜，我与母亲吻别。我让她带两小盒父亲的坟土给弟弟们，并把刻着祈求平安的经文饰物带给刚出生的侄女们。母亲和我抱头痛哭，谁也不知道未来怎样。妈妈说：“保重。”我们一起走出克里夫顿70号木刻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