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8日，《常州日报》第A1、A4版曾以《阳湖县城隍庙戏楼修缮启动》为题，对位于青果巷东口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常州戏楼群·阳湖县城隍庙戏楼”的修缮工程作过报道。

　　近日，该工程施工人员在清理戏楼建筑墙面粉刷层时，又在西山墙内侧砖细门框南发现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公立新坊桥小学校”为褒扬其前任校长壮儒珍先生功绩所立纪念碑一通。

　　新发现的纪念碑系青石质，被整体嵌砌于壁间，保存完好，碑表面除刻字部分外均被刷黑，以突显碑文；碑高85厘米，宽50厘米，厚度暂不明，底部距室内历史地面约1米；碑文竖写，楷体阴刻，沉稳端庄，字迹清晰，字径约3厘米；内容自右向左依次为碑名“壮儒珍先生纪念碑”、正文及落款，其中正文凡7行、满行20字、计133字，落款署“民国十九年十月公立新坊桥小学校职教员、校友会敬立”，撰文、书写及勒刻者均未具名。

　　碑文回顾了“公立新坊桥小学校”前任校长壮儒珍先生自民国元年（1912年）入校以来，由教员先升主任、再升校长的近廿载任教历程与卓着业绩，褒扬了他为推动学校发展、促进人才培养而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精神，表达了对先生的景仰之情。尽管先生奉令“擢长县中”，但先生“虽去犹留”--校方期望壮校长之后的历任校长均能“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传承并发扬其奉献精神，继续为教育事业而努力。这的确是纪念壮校长离校所应采取的态度，也是校方立碑的旨意。

　　民国“壮儒珍先生纪念碑”，是阳湖县城隍庙戏楼修缮过程中，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建阳邑庙记”碑（即《阳湖县增修城隍庙工记》碑，嵌砌于戏楼一层东山墙内侧中部），“□歌”、“道古”砖细门额（各位于戏台西南、东南两侧门洞上方），“灵药延年”（款署“光绪九年二月谷旦”，1883年）、“春到人间”（款署“光绪丙戌孟夏月”，1886年）、“妙药回春”（款署“岁次戊子”，1888年）、“甘露恩浓”、“神恩默佑”、“神功永着”、“神降之庥”7块木匾额（发现时被作为木板材料铺设于戏台上方歇山顶北坡--推测应与阳湖县城隍庙，以及《阳湖县增修城隍庙工记》中所提到的位于庙内或其附近的“刘仙师祠”、“庄神医祠”等有关--现均已被取下替换，妥善保存），以及数件与民国“武进县立新坊桥小学校”有关的纸质、布质文献等之后，所发现的又一件重要历史文献。

　　清末维新变法后，在地方政府的干预及地方士绅的倡导下，占用寺产、改庙为学的现象渐趋普遍，由此逐步掀起“庙产兴学”运动风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清“阳湖县城隍庙”成为兴校办学之所。从民国初至本世纪初，阳湖县城隍庙址一直被作为新坊桥小学校址近百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限于多种原因，原新坊桥小学已于数年前被撤销、合并--百年名校“毁”于一旦，诚为常州教育史上的一大憾事，令人扼腕。

　　民国“壮儒珍先生纪念碑”的发现，对于清末民初之际“庙产兴学”背景下清阳湖县城隍庙的变迁史、原新坊桥小学校史乃至常州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壮儒珍先生纪念碑”现仍保存于戏楼西山墙壁间原位，文物部门已通知施工方对其妥善保护，以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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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壮儒珍先生纪念碑”全文（标点系整理重排时所加）：

　　壮儒珍先生纪念碑

　　先生自民国元年，来校服务，初为教员，登堂讲授，学子倾心。后为主任，襄助校事，应兴应革，多出荩筹。及任校长，更力争校舍，厘定各项规程，实行经济公开，设图书馆，辟校园及操场，成绩彰彰，在人耳目。今奉厅令，擢长县中，固知必更大有造于彼校。而在我校，愿自今以往，长斯校者，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则先生虽去犹留。爰志数语，藉资景仰。

民国十九年十月公立新坊桥小学校职教员、校友会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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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壮儒珍先生纪念碑”发现位置

图2 民国“壮儒珍先生纪念碑”

图3 清光绪“重建阳邑庙记”碑（《阳湖县增修城隍庙工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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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歌”二字砖细门额

图5 “道古”二字砖细门额

图6 戏楼顶部发现的7块木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