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特制的西式木制书桌，只要把上面的软木板拖下来，就可以像盒子一样连抽斗一起锁起，防止文件被乱翻。这张带着机关书桌的原主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后来瞿秋白又将此桌赠予文坛巨匠鲁迅。

（瞿秋白在上海工作期间用过的特制西式书桌（复制））

可以说，这张桌子记载着从1931年夏天起，瞿秋白同鲁迅在上海一起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发展、共同创作和译著大量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历程。

书信里的“亲密人”  

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是从书信开始的，那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

1931年1月，瞿秋白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因肺病严重，中央同意他在上海养病。借着休养的机会，瞿秋白翻译了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后经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联系，得以跟鲁迅接近并相识。

一天，瞿秋白同冯雪峰谈话，他很高兴地翻读着刚创刊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对于其中鲁迅写的追悼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作家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说了这样的话：“写得好，究竟是鲁迅！”此后，瞿秋白不断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消息，急切地想知道关于这位文坛领袖的一切。

（“左联”机关刊物《前哨》）

在瞿秋白和鲁迅见面之前，冯雪峰曾向鲁迅介绍过瞿秋白的文艺创作与翻译情况。对于鲁迅从日文转译的马克思文艺论著，瞿秋白提出了一些意见，并托冯雪峰转告，鲁迅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实是最适宜的了……”。鲁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那时，鲁迅还很重视对苏联作品的翻译，如今有了瞿秋白这位能直接从俄文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作品的人，他十分高兴。

此后，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鲁迅就会托冯雪峰带给瞿秋白。他们从事着同一方向的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以同样严肃与勤奋的精神工作着，这也使两人从一开始就以最赤诚的态度来对待对方，在这样纯真赤诚的伟大精神下，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件中就曾提到：“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渴望已久的“第一次”见面  

1932年的夏天，瞿秋白和鲁迅终于等来了第一次的见面，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在她的《回忆秋白》一书中，这样记述当时的经过：“那天早饭后，秋白非常高兴地同冯雪峰同志去拜访鲁迅，直到晚上才回家。这个渴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初次与鲁迅见面经过，说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他已邀请鲁迅全家到我们家来玩。”鲁迅高兴地答应了。

（素描《鲁迅与瞿秋白》（徐悲鸿画））

鲁迅妻子许广平对他们初次会面的情景，也作了描述：“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在《鲁迅回忆录》里则说：“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

打那以后，鲁迅与瞿秋白这对亲密友人的友谊更加深厚。在鲁迅的日记中，比以前更频繁地出现了有关瞿秋白夫妇的名字（都用代号）以及自己和瞿秋白交往的记载，并且，唯有对瞿秋白，鲁迅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书桌上”的革命情谊  

1932年夏秋之间的一天，鲁迅、许广平带着孩子第二次拜访瞿秋白夫妇。当时，瞿秋白正坐在他的书桌旁边写东西，看到鲁迅夫妇和孩子来时，就无限喜悦地站起来表示欢迎。

那次见面，许广平对瞿秋白的那张特制西式书桌很感兴趣，认为这样的书桌对于做革命工作的人来说，是极为方便的。后来，瞿秋白去中央苏区工作之前，就把这张桌子送到大陆新村鲁迅家里。如今，这张书桌还保存在鲁迅纪念馆里，成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而在瞿秋白纪念馆里，也有这张书桌的复制品。

（瞿秋白在上海工作期间用过的特制西式书桌（复制））

一张书桌，承载的是瞿秋白与鲁迅的革命情谊，见证的是他们在革命和文学事业中，一路披荆斩棘、艰苦探索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