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宣卷的起源，相传是始于南北朝时期，由梁武帝萧衍开创。梁武帝萧衍，南兰陵郡（今常州武进）人，笃信佛教，常身披袈裟，开坛诵经，这种梵呗唱赞的形式被认为是后来宣卷的雏形。这只是个传说，宣卷真正出现在常州的时间，大约在明末清初，并且推动传播的主体不是佛教，而是由佛教变异而来的民间宗教。中国尽管有佛教、道教等正统宗教，但并不能涵盖整个宗教领域，底层民众另有他们的幻想和理想、此岸和彼岸，从而产生出自己的文化和信仰。由此孕育的民间宗教，可能粗糙低级，怪异荒诞，但也自成体系，古朴真率。尤其当佛道等正统宗教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有大量的陈规陋习、繁文缛节、靡费腐化，很难与底层民众的信仰心理相符合，他们需要一种新的宗教作为精神寄托。

明代中叶以后，因为皇帝崇佛奉道，整个国家迷信空气弥漫，民间宗教蜂拥而起。许多“异端邪派”的倡导者混迹在僧道中，四处传教，甚至在京都重地都敢团坐讲经，“淫祠日盛，细衣黄冠，所在如蚁，邪术诬世。”[1]这当中势力最大的教派，一个是源于佛教净土宗的白莲教，一个是源于佛教禅宗的罗教。白莲教始于南宋，是中国民间教派第一大宗，明太祖朱元璋起家时就是白莲教信徒。罗教则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由山东人罗梦鸿创立，但是后来居上，影响力迅速超过流传三百年之久的白莲教。明清时期层出不穷的民间教派大多由罗教衍化而来，罗梦鸿也被这些教派奉为“罗祖”。

明代末年，战事频繁，人心不安，异说纷起，一些民间教派伺机而动，从事反政府活动。万历年间，罗教沿着大运河传入常州，之后大乘教、弘阳教、青莲教等支派相继而至。这些教派的教义是杂糅了儒释道的产物，而以佛教色彩较为突出。他们尊奉的最高神祇叫无生老母，住在真空家乡，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者，因为人类罪孽深重，派出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下凡度人。凡人只要信奉无生老母，学会一些口诀、手势，就可以回到真空家乡，永脱轮回之苦。

民间宗教的教义真正形成体系，是在宝卷问世以后。宝卷原本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自罗教始祖罗梦鸿写了五部宝卷后，宝卷就成了民间宗教的经书。各个教派都撰写了大量宝卷，他们把儒释道三教经典中古奥艰深的语言通俗化，转变成群众的口头语言；把三教玄妙的哲学思想世俗化，转变成老百姓容易接受的道理，并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民间宗教连篇累牍地制造一部部宝卷，不是为了无目的的说教，许多宝卷的撰写者是在利用宝卷神化自己，从而吸收民众成为自己的信徒。

清代初年，出现了以宝卷为脚本的民间宣唱活动，在北方称“念卷”，在南方称“宣卷”。教徒们非常活跃，每逢庙会社赛，他们便会举行祭祀仪式，带领民众祈求诸神降福消灾。后来他们还渗透到了民众家庭中的民俗信仰活动，大凡节日喜庆、结婚丧葬、拜寿求子、新房落成、生病遭灾等，都会请他们来进行宣卷活动，称为“做会”，从事者称为“佛头”。而正统的佛教僧侣，则不愿与这些“邪教徒”为伍，逐渐退出了宣卷的行列。

清朝继承国祚后，康熙皇帝与民休息，为政比较宽厚，对民间宗教的活动基本不加干涉。等雍正皇帝即位后，天下安定，就开始腾出手来对民间宗教进行强硬打击，其中搜缴宝卷是重要的镇压手段。每次破获“邪教”，都会把收缴的宝卷送往紫禁城，由皇帝亲自御览后，加以焚毁，以涤邪业。乾隆年间，常州府宜兴县的大乘教徒蒋祖法为了升天成仙，绝食以坐清功，一家十三人饿死，朝野震动，史称“龙华会教案”。乾隆皇帝批示“不可以寻常邪教视之”，常州府多次查办大乘教，一些教首被处以斩首、凌迟，大批宝卷被收缴焚毁，宣卷活动在常州地区暂时沉寂。

到了咸丰年间，江南地区被太平天国攻占，太平天国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号，排斥其余一切宗教，扫荡了占领区内大量佛寺道观，民间宗教也在这一时期几近绝迹。等到太平天国覆灭以后，宣卷则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此时江南地区经过长年战乱，民不聊生，百姓更加把神佛作为精神寄托。地方士绅为了匡扶世道人心，重建社会秩序，抓住百姓这一心理，编写、刊印了大量宝卷。这些宝卷虽然还有宗教教义的形式，但内容实质已不再是神佛崇拜，而是换成了士绅文人编写的善书，用来教导百姓弃恶从善，不要造反，做朝廷的顺民。当时常州出版业发达，是刻印宝卷的中心之一，出版社有培本堂善书局、乐善堂书庄、孔兴涌书庄、宝善书庄、集益斋、常郡育婴堂等。宝卷封面多题有类似“此卷须沐手宣诵，勿在不洁处翻阅，庶免罪过”的语句，俨然是民间道德规范的圣经。佛头在宣演时，也要先强调宝卷的劝善化俗价值，标明宣卷是善举，宣讲结束时，还要专门点明其中的道德意义。宣卷所宣扬的道德规范，不外乎多行善事、禁止恶行，其特别之处在于结合佛法，创立了一套劝善弃恶的奖惩机制。这个机制的理论基础，是佛家的因果报应之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善者来世投胎好人家，为恶者下地狱永世受苦。贯通三世的果报机制，将有限的人生引向无穷，可以让人纾解现实的苦难，期待在来世享福，从而获得行善的动力。同时地狱的惨烈景象，又让人无比震悚恐惧，不敢肆意妄为。宣卷以其直接浅显的理论、形象生动的演示，影响、熏染民众的情感，其功效要比一般的世俗法令更为长久。随着宣卷的风行，果报、地狱之说也更为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意识的一部分。

同治六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淫戏，弹词、滩簧都在被禁之列，而宣卷、道情等因其教化作用得到官府支持，这使得宣卷一跃成为民间的主要文化娱乐方式。相比道德说教，老百姓更爱听故事，因此宣卷里原本作为传教辅助手段的故事得到突出发展，逐渐成为宣卷的主体。因为民众广泛的需求，传统的神佛故事不够用了，佛头又从弹词里大量取材，编成了一些俗文学故事宝卷。他们还吸收了弹词、滩簧的表演技术，说表上模仿弹词“起脚色”，曲调上借鉴了滩簧的板式。

到了光绪年间，宣卷的劝善意味日益淡薄，而文艺娱乐的功用越来越强化，宣卷已经从原来宗教、政府的布道工具转变为娱听赏心的说唱文艺，表演宣卷的主体也从佛头变成了职业的宣卷艺人。佛头总是以宗教信徒的面目出现，艺人则没有宗教色彩；佛头农忙时下田种地，农闲时才去人家坐会讲经，艺人则是全年挂牌演出；佛头多为男性，艺人因为观众喜好，多为女性。宣卷艺人还组成了班社，有班主，有主唱，有伴奏，乘着自备的航船，去各地演唱。同业组织的出现，标志着宣卷正式加入民间演艺行列。

这一时期宣卷的普及程度可与评弹并肩，只不过在形式上仍是一种与民间信仰结合的活动，主要演出场所还是在庙会和私人宅中，不能像评弹那样在公众娱乐场所表演。常州的宣卷演出主要集中在横山桥、潞城、横林、遥观一带，光横山桥的一条前街，每晚就同时有十几家宣卷班社进行演出。这些班社一般七八人左右，主要是女性，而且都是沾亲带故的家庭成员，其中以包家班、汤家班、杨家班、章家班、谢家班五家最为有名。每年的农历冬至到腊月二十四送灶日和正月初三至二月二，是横山桥宣卷演出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段。宣卷艺人分上手和下手，上手用木鱼，下手用碰铃，一到夜晚，木鱼一敲，碰铃一响，主唱开言，和唱悠扬，前街后坊的人便闻声而来。当时横山桥地区流行一句俗语：“碰铃响，脚底痒。”用来形容宣卷演出时人们趋之若鹜的景象。宣卷演出的吃香，吸引了当地很多女性从事其中，以至于横山桥民间有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不会宣卷的女人，不是好媳妇，不得娶进门。[2]

1940年前后，日本侵入江南，烽烟遍地，民生凋敝，城乡民众对于祈福禳灾、庙会社赛等活动多从简安排，宣卷班社的活动空间缩小，从业人员大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卷被作为封建迷信活动全面禁止。改革开放时期，常州引领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苏南模式”，经济全国领先，农民生活富裕，有闲钱用在重修庙宇祠堂和恢复仪式活动上，常州宣卷有所复苏。

进入21世纪，常州宝卷、宣卷先后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宝卷收藏方面有韦中权、余忠良、包立本等传承人，在宣卷演出方面有龙城宣卷队、西太湖宣卷队两支演出队伍。

[1] 《明光宗实录》卷三第7页。

[2] 杨秀妹《“常州宣卷”论略》，《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此文发布于11月19日“学习强国：常州学习平台”，作者言禹墨，系常州市文化艺术研究所创作部主任、一级编剧、江苏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